书圣之道：王羲之传
永和十二年（56），羲之五十四岁，辞官之第二年，在山阴闲居。
二月，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奏章上了十余次，而朝廷不许；朝廷只是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三月，姚襄入于许昌。羲之有一书信云：“得无奕（谢奕字）、阿万（谢万）此月二日书，甚近清和月（四月），羌贼（指姚襄）故在许下，自当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万定吴兴。”桓温北伐胜利，请求东晋王朝将首都从建康移至洛阳，但朝廷不肯如此，此议只好作罢。可见东晋朝廷完全没有回中原的想法了。
七月，姚襄自许昌攻洛阳，逾月未克。同月，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黄）河上，自帅大兵继进。是时，桓温与其僚属一起登上平乘楼（一种大船），远眺中原大地，叹曰：当年西晋朝廷腐败，清谈家舞文弄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以为王衍等人徒尚清谈不务国事，遂使夷狄入侵，北国陆沉，当负历史罪责。
八月，桓温军继续前进，大军行至伊水（今河南洛阳市南），姚襄撤围，拒水而战，桓温结阵而前，亲自披甲督战，姚襄的军队大败，死者数千人。桓温于是攻克西晋当年的首都洛阳，屯兵于太极殿前。然后，拜谒先王先帝诸陵墓，有毁坏者修复之，并各置守护陵寝的官员——陵令。此后，桓温上表请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出镇洛阳。因为谢尚迟迟未至，桓温派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以两千人卫戍洛阳，保卫山陵，迁徙降民三千余家于长江、汉水间。
北伐大胜，羲之极为鼓舞。多年来，其拳拳之心一直系于北伐大事，梦中多是复回中土的情景，如今桓温将军让他实现了梦想，因此颇有些心驰神往、欲上前线的热情。由此可见，羲之虽然退隐，但他依然心系国家。为了北伐的胜利，他研讨方略，常常为粮运不继而忧虑，为谢尚疾笃而焦心。羲之有书云：“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粮）迟可忧耳！得仁祖（谢尚）二十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羲之继而得知桓温大军告捷，故都已经克复时，大为振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有一书云：“得谢、范六日书，为慰。桓公威勋，当求之于古，令人叹息！比当集（聚歼）姚襄也。”
这一阶段，羲之还有二书，云：“知虞帅云，桓公以（已）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病愈），此慰可言！”又，《十七帖》中有“虞义兴适送此（书信）。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已）当平定（姚襄）。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这就是千古传诵的王羲之的《破羌帖》。
宋代黄伯思《东观馀论.跋逸少破羌帖后》云：“《破羌帖》今在米淮阳（芾）家，崇宁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万得之。后有‘开元’印记，及陶谷等题字。余尝跋之云：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时将以谢尚镇之，属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贼，及喜仁祖小差，正当时事也。是时，逸少去会稽内史已岁余，方遁迹山水间，宜不复以世务经怀，而此书乃叹宣武之威略，悲旧都之始平，忧国嗟时，志犹不息；盖素心如此。惜其一愤远引，使才猷约结，弗光于世。独区区遗翰，见宝后人，览之深为兴叹。”
可见，山水可以隐遁其身，但不能遮蔽其心。
这次桓温克洛，到升平五年羲之去世前，有五六年的时间，许昌、洛阳都在东晋的掌握之中，江南人士往返者不少。有人说羲之在这期间曾经去许昌、洛阳一带观碑学书。果有此行，羲之的书信中当有所记述，可惜未见。**月间，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段蕴救援镇北将军段龛，军队“至琅邪”（此古琅邪，即今临沂，羲之祖籍也），“进攻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比邻羲之家园都乡南仁里，诸葛亮故乡）。由此可见，羲之故里一度为王师所克复。如果羲之去洛阳等地旅行，浏览碑帖还在其次，其首要关怀应在凭吊先贤、拜谒祖庙、告慰祖先等。也就是说，既然老家已经克复，羲之能去洛阳等地，也应回祖籍去看看。那是他的出生地，也是琅邪王氏的家庙所在，不回乡看看，于理不通。但是，史料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是年十二月，谢尚以疾笃，朝廷以丹扬尹王胡之代之，因病未行。此时羲之有几封书信说及此事。本年，殷浩卒，享年五十二岁，羲之写信“哭之”。这一时期，王羲之写了不少有关书法创作的论著。本年四月十二日，羲之书《笔阵图》。羲之还给王修（字敬仁）写过一篇《东方朔赞》，这是敬仁“求右军书”。永和十二年五月，在山阴写了《黄庭经》。黄伯思引虞和《论书表》云：“山阴昙瓖村养鹅道士谓羲之曰：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两章，便合群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为写毕，携鹅去。此事前章有述，不赘。
羲之家“世奉五斗米道”，应道士之请，为之书写《黄庭经》，此事会有的。近代学者陈寅恪云：“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学道者必访寻真迹以供摹写，适与学书者之寻访碑帖无异。是书法之艺术，实供道教之利用，而写经又为一种功德，如《太平经》记，郗昙之性尚道法，多写道经，是其一例……至王右军为山**士写经换鹅故事……实以道经非倩能书者写之不可。”此论大有见地。据说，羲之还写过嵇康所著之《养生论》、《太师箴》和阮籍的《劝进表》。羲之书写嵇、阮的作品，不仅为了练字实用，盖亦钦慕其为人。
晚？年升平元年（57），羲之五十五岁。辞官第三年，居山阴。
其时，东晋仍为北方各族所侵扰，战火不断，羲之忧心忡忡，废“庆年之乐”。
本书多次说到“北方隔阻异族侵扰”等，以现代视角看，此论不无偏见。为什么？因为汉人留存下来的资料往往站在“中原正统”的角度看历史，我等后人不分皂白而用之，常常陷入误区，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里有必要给“北方民族”作个严肃郑重的正名。由于封建王朝大封臣僚，以至于形成“遍地贵族”的局面，各王国诸侯的封地越来越小，而赋税却逐日增加，以应付皇室即贵族们的奢侈铺张的生活，终于酿成“八王之乱”。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糟糕透顶，加上天灾不断，各地都有大量的流亡人口。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关中一地就有十多万人流入汉川、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则流入颍川、汝南、南阳等地，多达数万户。《晋书.王弥传》记：刘琨上疏，陈述其所见之流民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扶老携幼，不绝于路”。流民来到人生不熟的地方，生活本就艰难，在最需要帮助和同情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却是来自地主和官僚的沉重剥削，除了抓丁，还有铺天盖地的歧视。流民处于绝望之中，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以北方匈奴、鲜卑为多。据西晋人江统的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这些杂居的民族往往受到汉族官吏和地方豪强的欺辱，京邑贵族曾多次大规模掠夺并州胡人。匈奴人右贤王刘宣曾愤愤地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实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至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羲之出生的前二年，李特在益州起义，建立了独立的大成国。不久，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旬日之间集兵五万人，势如干柴烈火。羲之出生次年，刘渊即汉王位，表明有意承继汉代正统。唐代帝王李氏为鲜卑人，后成为正统，为什么刘渊就不能呢？刘渊的起义风起云涌，在河北一带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河南、山西诸多郡县。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一是起义者勇敢善战，二是晋政权已经不得人心。同时期，石勒在东部起兵。石勒是羯人，上辈都是部落小首领，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没有俸禄。石勒幼时做过商贩和田客，田客，就是流动的农业短工。惠帝末年，石勒被卖到山东茌平县从事农耕，后来师懽开恩放免了他，做了田客，类似于得到自由权的奴隶。后来石勒与牧人汲桑起兵，所集部将大都是失地的农民、牧人、囚犯及山泽亡命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所以说，北人侵扰，看起来好像民族矛盾，实质上还是阶级斗争。向使国泰民安，各族人民都丰衣足食，哪里会有什么北方侵扰啊！
晋时北方有坞堡制度。所谓坞堡，就是村民自治军事防御组织。过于频繁的战乱，人民不得安全，政府不仅不可依靠，有时候当地官吏——那些强征兵乱收税的——就是坞堡所抵御的对象。坞堡有大有小，稍大些的，有一定的军事能量。世事一旦无法迁就，他们就变身为聚众起义的地方武装。河南林虑的庾衮曾是一个大坞堡的头领，平时在山下种地，自给自足，一旦有了战事，就啸聚民众，共同据守坞堡。这样的情况很多，各地不乏其例。势力大些的队伍，以攻打兼并坞堡的方式扩大势力。永嘉四年（10），刘曜在河南东部曾经一口气攻下坞堡一百多处。同年，石勒在襄阳一带攻下坞堡三十多处，后来又在河南鹿邑县击败晋军主力，晋军死伤十余万人。同年，刘曜攻陷洛阳，烧杀掳掠，纵兵放火，洛阳城化为灰烬。晋朝官民实在无法应付这样的危情局面，于是才有了永嘉南渡。史籍所言，大都简单地将动荡杀伐归咎于“北方侵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此加以说明，有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避免文化上的偏见。
此年，献之十四岁，为秘书郎，转秘书丞。献之起家，比其父羲之早了整整十年。此足见羲之出仕之晚，个中原因，叫人颇多遐想。是王羲之清高不肯出仕吗？以王家当时孤儿寡母的情状，这样的理解未免有些书生气。是否当时王羲之因为“患癫”而不宜出仕？有这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王旷“下落不明”，王导担心外界非议，故意不作此安排。无论如何，羲之在那个十年里想必忍受了许多苦痛。
五月，镇西将军谢尚卒于历阳，时年五十。六月，朝廷以谢尚的从弟谢奕（谢道韫之父）为安西将军以代谢尚。谢尚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博综众艺，羲之以为至友，并寄以很大的希望。可惜他英年早逝，羲之殊堪惋惜。谢尚患病时，羲之即有书信云：“得仁祖二十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慨览今昔，末运所乘，贤俊并坠，致足摧感！”及谢尚病卒，羲之更为悲痛，一书云：“仁祖日往（去世），言寻悲酸，如何可言！”对于谢尚的丧事，羲之亦极为关心，有书云：“仁祖家欲至芜湖（搬运灵柩），单弱伶俜何所成？君书得载停郡迎丧甚事宜。但异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时可得发？”羲之为人“清真”，特重友情，此亦其高尚之处。
七月，苻秦大将军张平遣使请降，东晋拜其为并州刺史。十二月，燕主慕容俊自冀徙都邺城。这一来，缘黄河一带的东晋诸将如鸟兽散，河北之地于是尽陷。羲之伤心至极，连过年的兴致都没有了。
本年，王修卒，年二十四岁。王修字敬仁，小字苟子。司徒长史王濛（字仲祖）之长子。“明秀有美称，善隶书，号曰‘流奕清举’”，年十二作《全贤论》。曾任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羲之对王修其人十分爱重。《语林》：“敬仁有异才，时贤皆重之。王右军在郡（会稽）迎敬仁、叔仁（王修之弟），辄同车，常恶其迟，后以马迎敬仁，虽复风雨，亦不以车也。”
王修与羲之友善，但他死后发生了一件令羲之很不高兴的事。陈思《书小史》卷五：“始王导爱钟氏（繇）书，丧乱狼狈，犹衣带盛《尚书宣示表》过江，后以与右军。右军借（与）敬仁。及敬仁亡，其母见此书（为王修）平生所好，遂与入棺。”这件事做得很不好，不合情理，非君子之所为。人家的东西，好心善意借与你，你长期拒不归还，已是大错。死后又将此物殉葬于地下，更是龌龊之举。这《宣示表》是大书法家钟繇的佳作（亦称《宣示帖》），而且是羲之的伯父王导在危难中好不容易从中原带过江南来的，特意赠与羲之，非独为书法，其中还有亲情可鉴。王敬仁母子这等做法，无礼之甚，几近无赖。此事可见当时书法作品何等珍贵，而王修殉葬《宣示表》，是为殉葬书法艺术品之滥觞。
《世说.规箴》：“王右军、王敬仁、许玄度（询）并善。二人亡后（许亡在升平五年），右军为议论更克（难免有些愤激之词）。孔严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孔严字彭祖，山阴人。羲之为会稽内史，孔严为其部民，故自称“民”，而以“明府”尊称羲之。王、许亡后，羲之对他们多有指摘，孔严劝之，羲之立即悔悟。
归隐之后，羲之纵情山水，修真养性，时间慢慢平复了心头的创伤。除此之外，就是家事，主要是儿女、读书、书法与田产经营。这一时期，各种书体并行，北方流行的方笔开始影响江南，楷书中多有魏碑形象。羲之较少用篆隶，继续在行书、楷书、今草、章草方面前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书家评羲之书“暮年多妙”，说明其常用的字体已经臻于完善。从羲之的书法遗作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摹拓的墨本还是刻本，绝大多数是今楷、今行、今草。与诸多碑刻对照，只能说明东晋时代有多种书体并行。
次年十月，朝廷诏谢万，使之驻军下蔡（今安徽省凤台县），郗昙则驻军高平（今山东省巨野县南），互为犄角，以击燕。十二月，北中郎将荀羡与慕容俊战于山茌（今山东省长清县南），先胜后败。荀羡有疾，以郗昙为军司。顷之，征荀羡还朝。此次出军远征，羲之权衡敌我力量，预料此战必无胜理。羲之尤知郗昙并非将才，非常担忧这次战役的后果。先是羲之有书云：“司马（指郗昙）疾笃，不果西（未能西征），忧之深：公私无所成！”在羲之眼里，他这个小舅子什么事都做不好。不久羲之又有书云：“重熙（郗昙字）旦便西（指奔赴下邳），与别，不可言！不知（谢）安所在（时谢安在其弟谢万幕中，以白衣随军，羲之未悉）。未审时（指当时执政者司马昱）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又一书云：“荀侯（羡）疾患想当转佳耳。若熙得勉（免），此一役当可言。浅见实不见，今时兵任可处理？”羲之希望郗昙能小胜，然亦预见非败不可。
本年，司马昱为相，以王彪之为会稽内史。王彪之是羲之次叔王彬的儿子，二人过从甚密。在羲之辞官后四年又有本家兄弟来此任职，羲之自然高兴不迭。约在本年，羲之致书宰相司马昱：“羲之死罪：去冬在东郧，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便，故不复承动静。至于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三四，但有悲慨。民年已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
这是一封“绝笔”信。羲之应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致书会稽王司马昱，感谢其“眷顾之至”。羲之青年时代曾为会稽王友，情谊深厚，自言无以为报，深感不能再见面“语平生理”为叹。信末“为国为家”四字语意深长，岂止是祝愿会稽王，亦是羲之至死不忘国家情怀之掬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