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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之道:王羲之传

这里要说一说王羲之和王述,因为后者关系到前者的最后抉择。

王述,字蓝田,羲之和他的关系素来不佳。羲之瞧不起王述,《世说新语.仇隙第三十六》记:“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晋书.王羲之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晋书.王述传》载:“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其实,王述是个诚朴耿直之人,三十岁没有出名,一因其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二因其缺少官场名人的提携。

提携王述进入仕途的贵人,是大名鼎鼎的王导和庾亮。“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座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庾亮评价王述:“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

这事很有意思。王导问王述江东地区的米价怎样,王述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由此可见这人有点儿憨呆,或者,他根本就不了解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关心市场情况。然而王导却以为王述是个关心大事而不在乎柴米油盐的大才,于是得出相反的结论——其有心提携王述之意,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王述对大恩人王导却不怎么领情,反而当面讥讽王导。有一次,当大家异口同声赞美丞相的美德时,王述竟嘟嘟囔囔地说:他又不是尧舜,哪能什么事都做得好啊,你们也真是会逢迎捧人!王导听了王述这话,不但不生气,还赞佩他的耿直。

庾亮对王述也多有褒奖,到处说王述的好话,王述于是顺利进入官场。庾亮对王述的优点有夸张,而王导则故意偏袒王述。有一次,王述犯了贪污受贿罪,王导出面为其开脱,说王述之所以贪污是因为家里穷,且朝廷给他的官职太小了,俸禄不足以养家,王述是因为发泄不满情绪才贪污的。王述的回答就更混蛋了,他说:等我贪够了就不贪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世说新语》记:“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

王导是羲之的从伯,如此提携袒护王述,羲之觉得有些郁闷。

王述嘴很笨,不善于玄谈,庾亮对此有评,说他“旷淡微不及耳”。王述以性格急躁而著称,到处流传着他的二百五式的段子。《世说新语.忿狷第三十一》记:“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内,相当于纳入)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王述父亲王承字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晋书》所记略同,唯不提王羲之嘲笑王述之事。此处议论,王羲之有些过分——嘲笑王述倒也罢了,把王述之父王承也扯进来,就显得过于率性也不怎么厚道了。

尽管史书对王述多有贬斥,时人多有讥讽他的段子,但是魏晋时期的评议臧否未必都端正全面。王述心直口快,性情憨朴,这在清谈之风盛行的东晋也算是难得的秉性。王述必有他的独到之处,只是史官偏好,未曾记录。王述先羲之得任会稽内史,除家族背景之外,必定有他的能力和手段。此时王导已去世,家族的庇护大不如前,王述要么投奔了新后台,要么在行政上有些成绩,不然不会名声超过羲之而引起后者的嫉妒。

王羲之曾求任宣城太守,不得。此时恰好王述因守丧而离职,由羲之接任会稽内史。二王之间本就有嫌隙,此时的相互报复也就显现出来。王羲之首先出招。《世说新语》载:“蓝田于会稽丁艰(即守丧),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晋书》的记载大致相同:“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

封建社会里,国之大事在于宗庙祭祀、社稷安全、人民幸福;而家之大事,在于家族荣誉、仕途俸禄、功名德行。王羲之在王述母丧时如此侮辱对方,确实有些过分。前任地方官丁忧守丧,现任地方官理应前往祭奠,这不仅是个人的礼节,也是一份礼法的尊重。王羲之不拜或拜而不全,害得王述在家里岁岁年年苦等。王述每每听到附近有车马声就以为是现任长官前来拜谒祭奠,忙忙火火地打扫庭除虚位以待,到头来却是空等,这实在是教人不堪的窝心事。

既然不睦,彼此就应少言及对方,更不要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可是,在王述服阕期间,王羲之出言不逊,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意思是:像王述这样的人,到京城做点儿文字工作还可以,好好地熬日月,老了也许能提拔个仆射什么的,若想服阕之后继续担任会稽内史,怕是不可能了吧。王羲之的这些话,说得既不中听,也为时过早。今日读来,字里行间还能瞥见当时羲之的口气中多少有些自鸣得意。

果然,王述服阕三年期满,时来运转,官职升为扬州刺史。会稽是个郡,属于扬州管辖,王述因此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用现在的话说,王羲之跌破了眼镜。不难设想,朝廷对王述的这一安排,让羲之十分难堪。

王述离会稽去扬州赴任前,一一拜访了会稽的亲朋好友、社会名流、耆老高僧,却偏偏不理王羲之。地方长官故意将一个人闪避,显然是一种打击,而这个人现任着此地的第一长官!王述此举,想来也是王述对羲之“母丧不拜”的报复。当地名流都看得清楚,这是王述故意为之。众人都是“能扶竹竿不扶井绳”的,眼见王述将走马上任扬州刺史,站在羲之这一边的就少了。羲之在公然的炎凉中忍受着被羞辱的痛苦。

及王述上任扬州刺史正式展开公务活动,和羲之的上下级关系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有一次,王述检查征兵和赋税事宜,到所辖各郡县巡视了一遍,唯独不去羲之所管的会稽郡。后来王述听人劝说,去还是去了,但像闪电一样匆匆过往,一别而去。这明摆着呢,你王羲之当年让我不堪,现在本刺史哪还有心情理睬你啊!

顶头上司的报复欺凌,让羲之既无法回避也无力反抗。这样下去,绝对没有他王羲之好果子吃。羲之思来想去,决定另辟蹊径先发制人,便向朝廷提出一个行政区划方案:分扬州一部分(即会稽)为越州,建立一个不受扬州管辖的行政区。果如此,他这个会稽内史就不必再受王述的欺负,羲之也省得再跟那人怄气了。

可惜,羲之派去办事的人很不得力,不但事没办成,反而走漏了消息。这种出于个人恩怨的政治活动本身就有些暧昧,其实质又带有政治上“落荒而逃”的企图,应当保守秘密。成则好,不成也就罢了。如今整个计划胎死腹中,部下的举止失措遂成为一时笑柄。《世说新语》:“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晋书》:“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

王羲之一再受挫,却不思己过,反过头来怪罪儿子们。这似乎是琅邪王氏的家风。王导年迈时见庾氏家族兴隆,不从自身反省却怪罪子侄辈,而今王羲之犯了同样的毛病。史书记载:“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王羲之于清谈方面当属高标,艺术上也卓有成就,但在政治方面确实不如王述等人。面对王家江河日下的情势,羲之应首先检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过去看低了王述?是不是我的举止有些瑕疵?甚或,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否未曾像伯父王导王敦那样专情用心?等等。但他没有那么做,反而责怪子侄们。贵族的一大致命伤就是喜欢粉饰自己,老觉得自己的羽毛最漂亮,绝不肯回观自己的错失。

人各有长短,纵然你有万千美德,决不可因此就将别人看得一无是处。你在努力,人家也在努力;你有你的优势,别人也不都是只晓得吃干饭的。尺短寸长,各自都有生存的本领。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羲之估计王述不会重回地方政坛重掌会稽了,可是人家提拔了;羲之满以为自己所提的那个剥离扬州、新立越州的方案很妙,可是办事的人却走漏风声以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这说明,羲之在行政方面并非无懈可击,用人也不总是恰当。

王述得知王羲之有划地自治的想法,企图把会稽分离出去建立什么越州,大怒——我还没给你小鞋穿呢,你倒先来给我上眼药,是可忍孰不可忍!王述于是借视察工作的名义,大摇大摆,前呼后拥,心存芥蒂地来到会稽。他故意刁难,吹毛求疵,找了王羲之工作上的许多“错误”,盛气凌人地斥责羲之说:这就是你的政绩吗?会稽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念在同侪分上,我这里就不多说你了,自己看着办吧!《世说新语》载:“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晋书》:“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这里说的主者,就是王羲之。“疲于简对”,意思是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上级一旦对你下级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能有什么招儿?

在处理与王述的关系上,羲之多次失当,这让我们不能不延伸思考:羲之一代名士,在官场颠簸多年,处事本应圆融,为何会在王述一事上举措失当呢?解释应是:王羲之的内在基本还是一个文人,而非政客。文人崇尚志趣,强调好恶,对看不中的人多有不敬之词。又因文人多知多思,出言之尖锐往往超出常人口舌。此其一也。世人论人多以现实作权衡,利好则是,利空则否,即使本意不如此,也会随波逐流附和强势。文人则不然,意气所致,常常罔顾得失,信口发表意见,图个口舌之快,往往因此得罪同侪,甚至给小人提供口实。此其二。其三,王羲之患有癫痫,这种病会给人造成短时间的偏执。王羲之的某些行为是否和他的疾患有关,不得而知。

是以,文人处事,亦当谨言慎行,王羲之与王述的不和就是一个教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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