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之道：王羲之传
永和九年（5）九月，姚襄屯历阳，考虑后燕、前秦的势力方强，不敢有北伐之举，乃在淮河南北两岸广兴屯田，训励将士，一时士气旺盛，颇有一种沉着稳健、有所作为的样子。殷浩此时在寿春，对姚襄的强盛很是嫉妒——可见殷浩不配做将帅——竟然将姚襄的弟弟给囚禁起来，还屡次派遣刺客想暗杀他。这样下作，真愧为饱学之士。这还不算完呢，殷浩又派遣魏憬帅众五千袭击姚襄。姚襄此时已经军力充实，且军心团结，一举击败魏憬，姚襄斩憬，并警告殷浩不要自相残杀。
姚襄不仅具有军事才干，而且政治上也相当稳妥，进退都有分寸，他的举止受到很多人的赞扬。殷浩于是更加憎恨姚襄。手下有这么好的大将，不加以褒奖，反而处处陷害之，他到底要干什么呀！殷浩自恃权高位重，竟然以最高军事领导的名义将姚襄迁于梁国之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市南古睢阳城内，上表授姚襄梁国内史。这等于将姚襄剥离出军事大局之外了。
十月，“殷浩自寿春帅众七万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陵园”。殷浩的想法实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他要给外界一个感觉，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将军。有史书云：殷浩曾进据洛阳，修复陵园。这不是事实。盖因此论忽略了一个“欲”字。殷浩不曾考虑自己的行径早已深深地伤害了姚襄，为了进一步削弱姚襄的军力，竟然以姚襄的部队为前驱去攻打洛阳。姚襄突然得到这样的军令，立即行动起来，但他不是去攻打洛阳，而是以伏兵出击殷浩。这一招完全出乎殷浩的意料，两军战于山桑，殷浩大败，尽弃粮草辎重，慌忙逃往谯城，坚守以自保。这就是一个不成器的文人将领应得的下场。
十二月，“姚襄济淮，屯盱眙，招掠流民，劝课农桑”，同时遣使到京城建康，一一陈述殷浩的罪状。当然，他也作了检讨，说攻打殷浩确实不好，但主要过错在殷浩，在于殷浩无视大局陷害忠良，他实在是忍无可忍才这么做的。朝廷没有谴责殷浩，反而下诏以谢尚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镇历阳。这么做既是安抚，同时也防备姚襄造反。古人有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小心眼，对本来秉持忠心的姚襄是不公道的。殷浩三番五次地出歪招，让带兵的姚襄寒了心。姚襄既然能够“自陈谢”，朝廷就当以诚相见，奈何一再姑息殷浩将国家大事与个人好恶搅和在一起呢？
魏晋以来，怪事虽多，未有出于此者。
对于殷浩此次北伐，羲之切切关心。其一书信云：“得孔彭祖（孔严）十七日具问，为慰。云（姚）襄径还蠡，是反善之诚也。”就是说，人家姚襄打败了你殷浩后能够派人上朝谢罪，然后乖乖回到自己原先的驻地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可见并非意在反叛夺权之人。羲之之所以见识准确，因为他用心中正，从国家大局出发，实事求是而非意气用事。羲之因此作出估计：既然姚襄不再为难，殷浩必得速还京都，“无复道路之忧”。羲之时在会稽内史任上，对前线形势洞若观火，对姚襄之看法如此准确，诚属难能可贵。可惜殷浩执迷不悟，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继续错误行为。
次年正月，殷浩又搞了几次北伐，屡次出师，屡次败北，都像过家家似的，空自消耗了大量国力军力，没打过一次胜仗，还把军队搞得彼此怨艾，几近四分五裂。这一来，朝野上下对殷浩都很不满。征西将军桓温抓住把柄，上疏朝廷历数殷浩之罪，请求皇上下诏废除这个徒有虚名的家伙。桓温此时镇守荆州，势力广及今两湖、安徽、江西至四川，他的奏疏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很有力量。
二月，朝廷废扬州刺史殷浩为庶人，令他迁出建康，到东阳之信安（今浙江衢州）去居住。殷浩既被废黜，当然是满心的愁怨，只是无处发泄。他的实际作为让自己威信崩析，没人愿意听他解释诉说。殷浩不得已只能咀嚼失败品尝痛苦，好像得了忧郁症。他经常指手画脚地在空中一遍遍地写字，人不知其所书，仆人仔细推敲他的手势，发现殷浩反复空书的是“咄咄怪事”四个字。这也是成语“咄咄怪事”的出典处。这消息传到桓温耳朵里，桓温对其掾郗超（羲之妻侄）说：殷浩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学问，也不是德行有多么差，他就是小心眼，不懂政治，不会用人，虚荣心强。这样的人假若当初任命他当个检察官什么的，足以仪刑百揆，也不妨碍大局。然而朝廷却叫他带兵去打仗，还要他统揽全局，那就是用违其才了。
由此可见，桓温之本心与殷浩并无成见。桓温评论殷浩之语，何等中肯，何等宽大，又是何等的磊落！桓温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政治上也相当老练，分析大都客观。可以这么说，政治上不行的人，难以成为优秀的军事家。相对于桓温，羲之对殷浩的看法则稍逊三分。桓温的豁达大度、不计旧恶、爱才惜才、处事恰当，于此处可见。
此后，殷浩以庶人的身份居于东阳附近山野中。桓温觉得一个人才老这么放着，也是一种浪费。虽然他不能打仗，做个文官还是可以的嘛。朝廷听从了桓温的建议，打算任命殷浩为尚书令，桓温将这个消息告知殷浩。殷浩知道此乃桓温的举荐之力，欣然自喜，对桓温以德报怨的行为十分敬佩十分赞许。他打算好好写一封回信，向桓温表示真诚的感谢并倾诉一番衷肠，以表惺惺相惜的意思。
殷浩过于看重这封信了，生怕有错，生怕表达不充分。他心事重重，脑子里乱哄哄的，老是顾虑信中的措辞有什么不当之处，多次修改，几经增删，还是觉得有些字词欠妥当，反复修改抄写了好几遍。最后，他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中，稍作喘息，心内稍安。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觉得刚才装进去的那份可能不对，于是拆开重装。这样开开合合，反复多次，最后装进去的竟是几张空白信笺！
这又是一件咄咄怪事，百分百的怪事！一个久经官场、文场、沙场的人，因为写一封回信竟然完全乱了方寸，这样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一封信修改十几遍，至于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心意说明白，把事情写清楚就行了呗！最可笑的事，后来装进去的竟是空白信笺！给人空白信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种侮辱——我对你没有什么好说的——等于让对方自重、闭嘴——我这里理不着你看不上你！
桓温看了来信，当即大怒。这事放在谁身上都是如此。试想，你殷浩多年来烧包弄景，跟朝廷一起压制我桓温，我看在经国大事的分上，未曾给你难堪。你的北伐失败了，理应受到处罚，我念你是个文才，好心举荐你，你给我的却是这等侮辱，简直是莫名其妙——殷浩你这个东西还是人吗？还有一点点儿良心吗！
当然，这是一次误解，但误解的根源来自殷浩。这个无意中形成的错误构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恶作剧，后果当然是严重的，二人的关系“由是遂绝”（见《晋书》）。羲之与殷浩的友谊颇为深厚，多次对其提出忠告，极力善导之，未被采纳一二。羲之此时深为殷浩的悲剧而惋惜。在一信中，羲之云：“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不已！”
东晋文人中多有如殷浩者，他们精于文理，崇尚清谈，却不谙世事。这些人个个都自命不凡，本事都在咬文嚼字上，一旦面对现实，或意气用事，或用人不当，嫉贤妒能的有之，刚愎固执的有之，五色杂陈，不一而足，组成了两晋文人的众生相。作为个人，听不进忠言，害己也倒罢了，倘若负了大责，就会贻害国民罪莫大焉。呜呼，夫复何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