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去考研，至少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聪明度实在太可笑了，跟电视上那什么"幸运50"似的。当年高考，纯粹出于社会偏见。

但此刻我走投无路。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考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毁掉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我愣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和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的屁民，哪里有我的戏呢？撤了吧，免不了愤愤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混吃等死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老爸一天天老去——特别是中风后医生私下坦承，如遇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触手可及又可戛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我实在不想什么延续生命，至少不想延续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塌糊涂，延续干吗啊？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晚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胡思乱想着。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凉风吹佛，晚霞西沉，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颜色。远处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靠窗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她有些奇怪地问："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地问："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第一次遇到。"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临江河堤发呆。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落满瓜子壳、烟头、烤肉串竹签和餐巾纸。同样一杯茶，那里的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趿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地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跷起二郎腿，猛然看见这个女招待就站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我问："你怎么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就说："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不行，这是茶楼规定。"

"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那我赚了，超值服务。"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不像当时餐馆或茶楼里打工的农村女孩。大伙都无聊，聊了起来。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我试探着提出这单业务后，她露出由衷的惊讶："你真是王老五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