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子骗了三千，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革命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什么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什么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明白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怎么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是一个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怎么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啰。"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几下，一言不发。

理疗完毕，仪器发出嘟嘟声，医生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护士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根香蕉。

"怎么啦？"父亲努力伸出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杆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马上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加压力。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革娃子（即王文革）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什么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什么三十而立，那是因为古代人寿命短，四十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激动，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给你们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两位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了。"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什么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赤白脸地走了。

坦率地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经过两次莫名其妙无疾而终的恋爱，反倒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的狂潮再次掀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儿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吃，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新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