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异常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后，这个家怎么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个局长，他的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我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里的家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买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意——没把家人生计安排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终于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上输液管、氧气管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清污，还四处找来冰块袋和冷毛巾进行物理降温。我们徒劳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唤，不时察看他的眼球变化，梦想奇迹发生。每一次眼球转动，每一次喉结蠕动或轻咳，每一次肢体的细小抽搐，每一次短暂的体温回落，都会让人惊喜若狂，疯子似的找来医生查看。但他的生命体征终究一滴一滴流逝而去……他壮硕的身体终究不敌病魔入侵，生命处于弥留状态。

几天来，我和我弟采取坐在一把椅子上、头部放在床上的睡姿轮流短暂休息，我妈则睡在旁边一张床上。一个清晨，我从老爸病床旁的椅子上醒来，我妈让我先去医院外的餐馆吃饭，吃完回家睡一觉。我作为闲人，连续守护一周，都要崩溃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我一出大门，连着几个寒噤，头昏眼花饥肠辘辘的我迎风走进一家早餐铺子，狼吞虎咽地喝着热粥吃着凉面。手机突然响了，传来我姐绝望而断裂的哭叫："爸——爸——不——行了不行了……"

几百米的距离如此漫长，我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跑回乱成一团的病房。几个医生正在紧张施救，一个医生使劲按住氧气罩，另一个先用双手做人工呼吸，再用两个电熨斗似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在老爸的胸部规则地按压。母亲几欲昏厥，姐弟们扶住她，紧张而木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约二十分钟，医生动作慢了下来，查看了脉搏、心电图和瞳孔，终于放弃了。老爸紧闭的双眼忽然流出一行浑浊而滚烫的泪水，他拼出全部力量，奉献出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和人生感悟。

这家医院医德尚好，除了中途偷偷请医生护士吃了两次饭，没送一分钱红包。医生说，老爸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般中风复发后出现脑溢血很难扛过三天。一些老人说，我这个火焰高、阳气盛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守候，连鬼都害怕；我一离开，病魔乘虚而入，拿走了我老爸的阳寿。

那些我常常见到的老革命们说得不错，他们去见马克思时，至少还有个组织送他上路。的确，老爸的组织派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和大卡车，拉走来宾和一车花圈。为了显示公事公办，后来又在丧葬费中扣除租车费。公司那个刚上任的经理，甚至连最后一笔区区二百块钱医药费都不给报销，一本正经说按市上文件那药物属于自费；我找到医院，医院拿出省上文件说应该报销。我晕头转向地被踢了几个来回才明白，原来组织也有神经错乱的时候，便放弃了。

我讨厌假模假式的悼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文化，以悼词为最，见得多了。我撰写的家属发言稿与众不同，除了感谢来宾，仅仅抒发了一些生命的荒诞感悟，对于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光辉岁月兢兢业业大公无私高尚情操一笔带过；后人的打起精神继承遗志云云，更是一字不提。都TMD废话，翻开历史的账目和眼前的事实看看，谁的遗志被继承了？——遗产还差不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