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天津卫

宝塔山，延河水。

一曲信天游唱的人心动。

在一间窑洞里，一个身穿粗布军装的人，坐在桌前。他用手中的毛笔，往墨盒里醮了醮，然后沉思片刻，在纸上写下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

顿时，墨香四溢。

以至于很多日子之后，在华北平津前线，那一抹淡淡的墨香，仍在风中萦绕……

1、三个纵队的将领共同签发了一份电报

接到收复张家口的捷报，毛泽东接连说了三声“很好”，然后便将目光迅速移向地图上的塘沽。眼下，平绥线为我军控制，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大部丧失，西逃之路完全被堵，接下来，平津战役的重心自然要转移到围歼平、津、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上来。至于下一步棋如何走，毛泽东胸有成竹。

毛泽东的思路，是打大歼灭战，不让华北之敌的一兵一卒逃脱。我军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实现了毛泽东的西线战略计划；那么，东线呢，即“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彻底断绝华北敌军的南逃退路。

于是，毛泽东用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那个标有塘沽字样的地方，画了一个圈。

被画有红圈的塘沽，醒目得很，一下子从地图上凸现出来。

塘沽，位于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北侧，西距天津45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港口。自打明代以来，塘沽就是海防要塞，它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沿，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华北国民党军的出海通道与海上补给线，蒋介石和傅作义深知塘沽的重要性，所以一直以重兵把守。

现在，被毛泽东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圈的塘沽，同样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被林彪画了一个圈。随后，林彪放下手中的红铅笔，宣布命令，由7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纵、7纵、9纵共10个师，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即进行塘沽战役。并预定，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为1月7日以后。

林彪作出上述决定的这一天，是1948年1月0日。

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林彪等：“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逃跑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消灭塘沽的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林彪的安排，7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立即与纵、9纵的首长会商作战任务，划分作战区域，并分头派出部队深入前沿侦察敌情，以便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

会商结束时，三个纵队的将领们信心很足，按照以往经验，动用10个师的兵力，拿下塘沽，不成问题。所以，他们在分手时，心情很好地相互开起了玩笑。这个说：“喂，悠着一点打啊，别太贪了，把属于我们的活儿顺手稍带揽了过去！”那个说：“你就放心好啦，我们有肉吃，自然少不了你们有汤喝！”……

但这种好心情持续时间不长，三个纵队的将领们脸色便严峻起来。他们几乎同时发现，这个仗不好打！

究竟怎么回事？

先说说7纵。

7纵司令员邓华派侦察分队，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情况。据侦察兵报告，此处属于水网地带，沟渠纵横，沼泽遍地，加上水中盐碱含量较大，即使是寒冬腊月都不上冻结冰。这样一来，不仅不利于大部队机动作战，而且重火器也不便展开。此外，守敌有海军第三舰队主力舰“重庆号”以及其他十多艘军舰协助防卫，且津塘防守司令候镜如的司令部就设在舰上，一旦双方交战，敌人稍稍感到危险，便随时可以放弃陆上的阵地，逃往海上。同时，海上的军舰亦可以用炮火对我军的进攻进行拦截。

邓华思考再三，为了稳妥，决定派少量部队对敌人进行一次试探性攻击。

1月日，7纵0师在纵队炮兵团和师山炮营的火力掩护下，开始攻击敌方的海滩车站。

炮火十分猛烈。

起先，我方炮火占上风，步兵纷纷出击，但很快，敌人的远程大炮，以密集的火力，对我方进行了压制。而在我步兵前进的道路上，无乎一揽无余，没有什么地形地物可供利用。也就等于说，战士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射击之下。于是，仗打得十分艰苦。打到后来，虽然歼敌700余人，但我军损失惨重，竟伤亡600多人——几乎打了一个平手！

这样的仗，对7纵司令员邓华来说，近乎于耻辱。

身经百战的邓华，197年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时年0岁，就担任了红一军的师政委。抗战期间，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平型关战斗。解放战争中，他率领7纵围歼廖耀湘兵团，生俘国民党军49军军长王铁汉等高级将领多人，是我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战将。眼下，这么难打的仗，他还是第一回遇上。对此，邓华心里十分焦急。

再说说纵。

纵司令员刘震亲自带领各师的指挥员顶风冒雪来到预定的作战区域勘察地形。

刘震将军颇具传奇色彩。比如说，194年5月6日，徐海东军长指挥红5军奇袭皖西罗田县城，歼敌一部，缴获武器上百、法币七千。战后总结，刘震却说：“此役不算全胜。”然后，刘震挑出战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徐海东听了大喜，说：“刘震这个兵有战术眼光，可以当连长指导员！”随后，刘震便破格由战士直接提拔为75师4团1营1连指导员。再比如，红军缴获敌人的大炮，因不懂得使用，一般或扔了，或埋了，或毁了。刘震好学，便拿来摆弄，结果总能把炮打响，在战斗中派上用场。为此，徐海东曾高兴地奖赏过他毛巾一条，茶缸一只。后来，抗日战争中，刘震将缴获的一门日本迫击炮，改装成曲射平射两用炮，曾攻克过敌人一百四十多个据点！

可是，面对塘沽众多的沟渠水洼以及那些冬天不结冰的大片盐田，即使善于用炮的刘震，也感到无力封锁海面和切断敌人海上的退路。

那么，最后说说9纵。

9纵和7纵的经历大同小异。1月4日，9纵司令员詹才芳派75团对大沽进行试攻，结果守敌海陆协同，炮火凶狠，致使我军两次突击都未奏效。

更让詹才芳恼火的是，9纵由7纵的1师配合，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此仗从早上8点钟，一直打到下午6点，整整打了10个小时，结果呢，仅仅歼敌140多人，而自己却伤亡400人，亏不亏吧，简直如同打了一场败仗！

1月5日，三个纵队的将领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

邓华说：“窝囊，真窝囊，试探性地打了一下，看来这块骨头不大好啃啊！“

接着，邓华说：“你们知道，我老邓可不是那种遇到一点困难就往后退缩的人。眼下，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条件下，用三个纵队的兵力打塘沽，不仅部队面临很大的伤亡，而且很难速战速决，达到预想的目的与效果。”

詹才芳说：“对，要是这样打下去，损耗太大，最多只能封锁塘沽港口，却不能全歼敌人。此外，一旦塘沽之战不能速决，待打到一定程度时，没准天津的敌人就有可能乘机突围，或是东进塘沽，或是西逃北平，若是那样，平津战役的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化了。因此，依我看，对塘沽之敌的攻击，在时间上宜推迟，以便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

刘震想了想，说：“要是我们换个思路，不打塘沽，打天津，不是同样可以达到阻止平津之敌从海上逃跑吗？再说，打天津的影响要比打塘沽大多了，而且对我们更为有利。”

说到这儿，大家一时沉默下来。因为“先取塘沽，后攻天津”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作战部署，林彪也是同意的。要是推迟塘沽战役的发起时间，或是改变这样一个作战计划，事关大局，则并不是他们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所能当家作主、拍板决定的。况且，他们想过，塘沽之战，是我东北野战军入关打的第一大仗，对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但这又不能不让他们去想。

毕竟他们是塘沽战役作战计划的具体落实者。

山一般的重任，担在他们的肩上啊！

怎么办？

刘震笑了笑，最先打破沉寂。他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

詹才芳跟着说：“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进行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这也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

作为塘沽战役的指挥，邓华表态说：“既然英雄所见略同，那我们就实事求是，把我们的意见，用电报的形式，联名上报给林总。”

邓华在说这席话的时候，语气相当平静。

然而，就是这么一句声音并不洪亮的话语，掷地有声，分量该有多么重啊！

当晚，三个纵队的将领们经过慎重研究与讨论，共同签发了如下内容的一封电报：

（一）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

（二）除渤海、海河之外，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腹，潮来更深。除铁路电道与铁路东一路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

（三）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潮湿泥泞，挖沟有水，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

（四）市街狭长，虽可并肩由西向东打，但部队展开亦有限度，且形成平推，最好是南与北腰斩敌人为几段。但北面地形很坏，虽然在铁路、公路以东有一条小道，但河沟更多，不可能成为主攻，故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是困难的。

（五）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点配备。我则是连续的突破，费劲，费时，而敌陆海炮火均可配合。

（六）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于明日结集完毕，故攻击时间推为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惟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较少（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退路步兵难切断的，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批示，保证坚决执行。

电报发出后，三个纵队的将领们不免有些紧张，他们对作战方案作出了如此大的变动，东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能同意吗？林彪会怎么认为？毛主席又会怎么看待他们？

时针在一分一秒地走着。

他们翘首以待。

历史，也在翘首以待。

、不能让敌人逃走

是因为林彪喜欢安静，平津前线总部才如此悄然无声吗？

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走路轻轻，说话轻轻，办事轻轻，放置东西轻轻……无声之中，竟让人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一种隐藏着的巨大的力量的存在。

在静静的氛围之中，林彪在看地图。

林彪盯着那张地图已经很久了，以至于你不知道他是在看地图，还是借用看地图的方式脑子里思考其他问题。他时常会抱手于胸前，用一种固定的姿势，一动不动，独自默默地坐上一两个小时。

地图上的塘沽与天津，被几只拖着长长尾巴的红色箭头追赶着，像是某头就要被叼住的猎物。而此刻，林彪的目光落在它们身上，如同靶心插上了一支支呼啸而至的箭。

塘沽前线指挥员联名发来的电报，林彪收到了。

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向平津前线总部发来的敌情报告，林彪也收到了。

林彪是个不按常规思维的人。眼下，林彪正在把从不同方向发来的这两封电报，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比对，然后进行思考。

邓华等人说，塘沽东南两面临海，且登陆处都是盐田，冬季不结冰，不便于大兵力使用。何况候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他的5个师，一有风吹草动，就往海上逃，以至于难以将他们全部歼灭。

赵尔陆说，据谍息，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准备突围。其迹象为，傅作义急电召回他在平津司令部进行和谈的代表。此外，蒋介石从1月15日起，连续数日，派人来北平和天津进行游说，尤其是1月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亲自出马，来到北平，加重了运作的砝码。这些人穿梭不息，其目的在于劝说傅作义和陈长捷将部队集中到天津或是塘沽，然后从海上撤离。

两封来电透露出的信息，很快引起了林彪的警觉。

由此，林彪作出了平津之敌突围象征甚多的判断。

在林彪看来，我军攻击塘沽时，平津的敌人有极大的可能冒险向塘沽突围和增援的企图。如果我军攻击塘沽不能迅速得手，情况就会朝着不利于我的方向转化。这从邓华等塘沽一线指挥员的来电中不难看出，要想迅速拿下塘沽，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其间，还有一个特殊的神秘人物，也对林彪说过塘沽不好打。这个特殊而又神秘的人物，就是国民党天津塘沽防守司令候镜如。辽沈战役结束后，候镜如的部队调入北平。当时，候镜如在地下党的策动下，曾与我军联系过起义事宜。后来我军隔断津、塘，准备进攻塘沽时，候镜如秘密派人给林彪送过一封信，提出如果我军攻打两沽，伤亡势必过大，而对方极易从海上撤走。于是，候镜如真心实意地建议林彪，说贵军为何不去攻打天津？

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黑色幽默般的可笑而又滑稽，两军对垒，一方的司令竟然暗通另一方，且胳膊肘朝外拐，悄悄地在帮对方的忙。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生活的千变万化与丰富多彩，常常会超越人们的经验范畴之外，让正常的想像瞬间变得苍白无力。

想到这里，林彪口述一份电文，致中央军委：“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力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

实际上，林彪在平津前线总部面对地图思考塘沽与天津的战事时，毛泽东也在地图旁关注着战局的下一步走向与发展。他和他想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区别仅仅在于，两个人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而已。

毛泽东接到林彪6日发来的电报，立即于同日时复电：“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进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接下来，毛泽东于6、7、8日连续给林彪发电报，要求林彪迅速作好防止平津之敌突围的计划。

在毛泽东看来，好不容易网住的大鱼，岂有让它轻易跑掉的道理？

于是，毛泽东要收紧渔网。

以下，是毛泽东发给林彪一系列电文中归纳后的要点：

一、应严防平津两敌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

二、适时调整部署。

三、“不要放走傅作义代表，并应停止其与傅作义通电。”

四、迅速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

五、要求华北一兵团做好堵击平津敌军南逃的准备。

……

人们常说，表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心境。

可是林彪平时面部总是风平浪静——没有表情，则是他脸上常有的表情。

接到毛泽东连续发来的电报后，别看林彪面部“涛声依旧”，但他心情却很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在制定防止平津之敌突围的部署时，已将放弃攻占塘沽后的作战目标初步移向了天津。

林彪认为，“我们应有与平、津、塘敌三十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他两处同时动作，以孤注一掷之决心，以侥幸成功。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皆开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亦能有余裕力量补救。”

毛泽东同意。

林彪随即下命，调兵遣将。

1月9日，华北第、第兵团迅速向北平前进，分别在孙河镇和沙和镇地区结集。至此，担任包围北平任务的我军兵力共计1个纵队，40余个师，合50多万人！

一切部署停当，林彪开始考虑塘沽问题。

1月7日，受命派往塘沽前线的刘亚楼参谋长与邓华等人给林彪来电，建议放弃塘沽，攻打天津。

尽管林彪心中有数，但他不急于表态。

林彪要等刘亚楼回来。

林彪双手抱于胸前，以一种固定的姿势，静静地坐在那里。在他的面前，是一幅悬挂在墙上的巨大的作战地图……

、放弃，是为了更好地获取

三个纵队的将领们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回电：“刘亚楼参谋长明晨带有关人员到7纵指挥部听取汇报，并实地察看地形。”

这就是说，尽管上级没有对他们变动作战方案的意见作出直接的或明确的答复，但领导的重视，却让这三个纵队的指挥员感到十分欣慰。

其实，他们发出的电报送达林彪手中时，林彪也像他们一样，一度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先取两头，后取中间”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张家口，东头便指的是塘沽。此间，毛泽东一再提出“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歼灭了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利在望”。而眼下林彪从来电中看出，塘沽前线指挥员显然认为这一仗暂时不打为好，或在精心准备之后再打。可是那样，时间又不允许。

这让林彪有点犯难。

其实，林彪曾考虑过不打塘沽，但他不好马上表态。于是，林彪想了想，然后把邓华等人共同签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中央军委，与些同时，派参谋长刘亚楼去塘沽前线进行考察、论证。

1月6日上午9时左右，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率领作战处长苏静等人一行，乘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7纵驻地。

刘亚楼下车后，立即召集会议，听取汇报。

邓华是塘沽前线指挥，最有发言权。

邓华先是从塘沽地形方面分析了部队展开攻击的困难。他说，敌人以塘沽外围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虽然我可利用盐堤作为攻击出发地，但要接近敌人的前沿阵地，仍要通过大片盐田。也就是说，开阔地太大，于我极为不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冒着敌人陆上和海上的交叉火力强行进攻，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接着，邓华汇报了部队试攻的情况。邓华说，打得很被动，整个的感觉就是老牛掉进水井里，有劲使不上。最后，邓华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仗不是不可以打，但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只能把敌人赶走，很难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要求，全歼敌人，迅速占领塘沽。

刘亚楼认真地听着，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听完汇报，刘亚楼不急于表态。他合上笔记本，对肖华等人说：“走，出去看看。”

这一天，天很冷，寒风剌骨。

路上到处是积雪。

脚踩在雪上，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邓华陪同刘亚楼和肖华一起来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他生怕由于他们先前的侦察不够仔细，留有疑点，而影响总部的作战决心；同时，他还担心刘亚楼等人的安全。毕竟这里离敌人很近，要是被敌人发现了，比较麻烦。敌人舰炮的一个群射，弹着点，足以覆盖这一大片区域。

于是，刘亚楼用望远镜观察敌阵，邓华却在看刘亚楼。

邓华的心，悬在空中。

不过，好在刘亚楼一行行动隐蔽，竟在看地形的半天多的时间里，没有给敌人任何袭击的机会。

其间，刘亚楼一言不发。

邓华也不发一言。

直至暮色降临，他们默默地回到7纵司令部，然后默默地吃晚饭。

饭后，刘亚楼开口说话了。

刘亚楼说：“开会。”

接下来，就开会。

会上，刘亚楼说：“听了汇报，也看了地形，说说我的想法。原先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我们先打塘沽，目的十分明确，即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天津的敌人从海上逃跑。其次，是歼灭敌人，迫使平、津之敌放下武器。但现在看来，由于塘沽地形等原因，仗一旦打起来，不仅代价大，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完全的包围，这样也就不能将敌人全歼。结果，一算细账，看来是有些不大合算呢。”

说到这里，刘亚楼朝与会的三个纵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看了一眼，接着，以询问的口气说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没等人回答，刘亚楼笑了笑，然后说：“要是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打起仗来是不是更有胜利的把握？”

一席话，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

邓华说：“参谋长，其实我们昨天就讨论过，先打天津，利多弊少，不仅可以争取时间，不让天津的敌人跑掉，而且还可以切断北平敌人东逃的去路，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只是……”

邓华不说了。

刘亚楼说：“接着往下说。”

邓华说：“只是便宜了塘沽的好几万敌人，让他们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了！”

刘亚楼说：“不要什么都舍不得丢。放弃，是为了更好地获取。即使让塘沽的敌人跑了，他们又能跑到哪里去？迟早会被我们歼灭！”

会上，大家一致决定由7纵参谋长高体乾执笔起草了一份电报，刘亚楼、邓华等人共同署名后，立即发给了林彪。在这份电报中，他们建议：我军应以时刻准备堵击北平之敌突围为主要任务，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两三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的敌人突围，则集中在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如北平的敌人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歼天津之敌。也就是说，他们在此明确地建议，将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

林彪接到电报后，并没有立即作出改变作战计划的决定。

林彪在思考。林彪思考问题时，有个嗜好，即吃黄豆。他吃得很慢，一粒黄豆在他嘴里能嚼很长时间。甚至有时嚼着嚼着，他会中途停下来，就像把吃黄豆这件事忘了似的，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然后继续嚼。因此，林彪的衣兜里，经常装着一两把炒熟的黄豆。而这一两把黄豆，足以让他吃上好多天。

眼下，林彪一边慢慢地嚼食着黄豆，一边想，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稳妥。要接受辽沈战役中打锦州时给中央军委发电要求改变部署的教训。不用着急。等刘亚楼回来，仔细研究后，再作决定也不迟。

这样一来，从1月7日林彪接到刘亚楼等人从塘沽发来的电报，到1月9日林彪和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改变作战计划之间，便有了两天的间隔。

慎重，可以用时间来表现它所具有的程度吗？

总之，林彪对于放弃攻击塘沽，转而攻取天津，态度非常慎重。

林彪和刘亚楼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电报中还说：“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到达天津附近。”

林彪后面的这句电文很有意思。

林彪等于先斩后奏，明确告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原先制定的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被他改变，他已经指挥部队围攻天津了。

那么，这封电报便不是在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而更像是一份情况通报了。

那么，毛泽东接到电报会怎么想呢？

毕竟先攻塘沽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并且再三强调的啊？

1月9日，当毛泽东在西柏坡接到林彪和刘亚楼发来的这封电报后，仍旧像往常那样，习惯性地两手插于腰间，站在那幅悬挂在墙上的巨大的作战地图前，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于当日夜晚复电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此时的毛泽东，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原先攻打塘沽的计划是他制定的，或是他根本就没有把个人的某种因素看得比作战还要重要。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自然要有大的胸怀，才能关注与把握大的局势。

当然，毛泽东是一个仔细的人，他不可能忽略林彪在作战计划没有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就擅自行动的错误。但他原谅了他。与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的制定比较起来，林彪的先斩后奏便不算什么了。

这是西瓜与芝麻的关系。

毛泽东捡了西瓜，丢的仅是一粒芝麻。

至此，我军攻打天津的目标就这样锁定了。

天津，在东北野战军的枪上，已成为与缺口、准星呈一线的第三个点……

4、新版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是位于天津西边0公里的一个小镇。

杨柳青的民间木版年画很有名气，据历史记载，迄今已有600年的历史。

早在元末明初，一位民间艺人流落到这个小镇，为了谋生，逢年过节刻些门神、灶王等画来卖。时间久了，镇上的人争相模仿。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交通的便利，给杨柳青带来了南方精致的纸张和水彩，大大促进了这里的绘画艺术发展。杨柳青年画中兴时期是在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那时候杨柳青年画的画样（粉本）就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期，为杨柳青年画全盛时期，仅镇上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２０００件，每件５００张，共达百万幅。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３０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商客络绎不绝，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柳青年画不景气了，渐渐开始衰落……直到１９２６年，霍派五世传人霍玉棠创建了杨柳青镇最大的“玉成号”画庄，打这之后，杨柳青年画才逐步复苏……

1949年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有一位注定要载入平津战役史册的人来到了杨柳青，他就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就在这一天，刘亚楼受命担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攻取天津的战斗。

刘亚楼肩上的担子很重。东北野战军决定，以第1、第、第7、第8、第9纵队个师及特种兵部队1个团，共计4万人，参加天津战役。4万人，躺下来，就是一片辽阔的大地；立起来，就是座座魏峨的群山。作为前线总指挥，他必须对4万人的生命负责，对战役的胜利负责。

临来杨柳青之前，林彪特地和刘亚楼谈过话。林彪是个内向的人，他既然把夺取天津的重任交给他的参谋长，本身便是对刘亚楼的信任。于是，大战在即，林彪隐藏住自己的情感，表情异常严肃地对刘亚楼下达命令，限他在十天之内，必须把攻歼天津守敌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其准备时间，只有十天！

十天是个什么概念？

40个小时。

14400分钟……

在接受命令之时起，刘亚楼就觉得有一只时钟的指针，在他的耳畔嘀嘀嗒嗒地狂奔不止。

——那是战鼓在频频擂动吗？

——那是历史的脚步在向前急速迈进吗？

刘亚楼有压力，但更多的是信心，是渴望，是投身于战役指挥的满腔激情。

受命之后，刘亚楼立即动身来到了杨柳青——他把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了杨柳青以东的桑园。

在桑园，刘亚楼连续召集各个纵队指挥员开会，详细地研究了天津的地形以及分析了天津守敌的情况。

天津市区狭长，南北长5里，东西宽10里。作为守敌的最高指挥官，陈长捷注重北部防守，在北部驻有重兵，而对南部的防卫，则借助于工事坚固，相对布兵较弱，以至于在兵力部署上，形成了“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抓住了敌人的防守特点，就等于把对手的一招一式一揽无余、无遮无挡地展示在眼前。这样一来，敌人的弱点明显地突出了出来。接下来，仗怎么打，办法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

于是，经过充分的讨论与论证，刘亚楼根据自己对前沿阵地的勘察，根据对天津地下党送来的情报分析，以及根据参战部队指挥员的集体智慧，最后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中部，采取“东西并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其具体部署如下：

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第1、第纵队，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89门、高射炮15门、坦克0辆以及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计大口径火炮7门，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进攻，从和平门附近南运河西岸地区相机寻求突破。

由7纵司 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第7、第8纵队，配属火炮67门、高射炮8门、坦克10辆和个工兵营，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169门，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从天津以东王串场、民族门地区攻入。

由9纵及1纵第4师，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4门、装甲车16辆，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96门，组成南集团，由9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统一指挥，为助攻方向，由南向北攻击，从天津以南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守敌。

由8纵独立第4师主力、第纵独立第7师一部及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两个营，在城北民生门、丁字沽等处佯攻，迷惑和牵制敌人，以配合友军在主要方向上的作战。

由6纵第17师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加入第一主攻方向上的作战。

由1纵主力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以防天津守敌向该方向突围。

至此，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出台，东北野战军各参战部队按照部署，随后迅速向天津外围各指定地点集结。

一时，风起云涌。

空气中，已经弥漫出浓重的火药味。

在部署完毕，部队及时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之后，刘亚楼仍然很忙。

面对一场大战，他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

但刘亚楼往往忙里偷闲，在途径某个老乡的家门口时，偶尔驻足站上一小会儿。他会很有兴致地欣赏那家老乡门上为迎接新年刚刚张贴不久的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他喜欢年画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的姿态，更喜欢画中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的作品内涵。刘亚楼曾经留学多年，见识过许多苏联画家的油画大作。也就是说，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刘亚楼，他不仅熟读兵书，还对艺术有着较强的鉴赏能力。他略知杨柳青的历史，并知道杨柳青年画继承了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等形式，在制作时，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制，经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这样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因此，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更富于中国气派。他还懂得，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形成其艺术特点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表现在年画的制作上。杨柳青年画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都是依据画稿刻版套印；而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却是花费较多的工序于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据刘亚楼所知，在年画的制作过程中，由于彩绘艺人的表现手法不同，同样一幅杨柳青年画坯子，可以分别画成精描细绘的“细活”，和豪放粗犷的“粗活”，尽管两者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但各俱独自的艺术价值。

不过，刘亚楼实在是太忙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欣赏杨柳青年画，他仅是利用片刻的空隙看一看他所喜欢的那些年画而已。接着，他便匆匆离去。他要下部队检查作战部署的落实情况，还要了解广大官兵学习新华社发表的新年献辞的心得体会。

1949年到来的第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特地撰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1月0日。当时，完全可以肯定，毛泽东已经预料到1949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毛泽东对新的一年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激情。

于是，毛泽东用他那惯有的流畅而又智慧的笔法，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无比生动地写道：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条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到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了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调，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一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那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身在杨柳青天津前线指挥部的刘亚楼，从一张套红小报上读到毛泽东这篇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文章时，忍不住连连叫好！在他的部队把天津守敌团团包围，即将发动总攻击的重要时刻，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及时提醒他们，不要担当怜惜毒蛇的农夫，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神圣的使命；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不可阻挡而发出的铿锵之声！

于是，刘亚楼很想到下面的部队走一走，看一看。他需要亲自检查一下战士们手中的枪擦得亮不亮，刺刀磨得快不快？

1949年初升的阳光，映照着刘亚楼远去的背影。

远远看去，刘亚楼就像融入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作之中。

这是新版的杨柳青年画吗？

只有岁月知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