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乱悍将到威逼“四夷”之外交官
在当时，袁世凯这种有辱斯文行径以及他那番豪言壮语，是很不得人心的。“效命疆场”可不是随意说着玩的，只有当兵才可以疆场上玩命。自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老袁家有头有脸的，当个什么兵效命什么疆场嘛。真是废货。可袁世凯却铁了心似的，河南人就这种熊硬脾气。走自己的路，随它人说去吧。
此时在北京的保龄已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调北洋办理海防营务，也是袁家唯一在外为官的人了。袁世凯不愧长了个大脑袋，他很会用脑子。其时清政府已腐败不堪，公开卖官鬻爵，已成风气。袁世凯想通过保龄叔在京捐个实缺，混个公务员当当。
袁世凯回到袁寨把自己的心中理想汇报给嗣母大人，牛氏夫人二话不说：中！回头又说袁世凯的老婆：小于，你也帮你老公一把。这还不算，亲爱的牛母为了宝贝儿子的“心中理想”，还不忘到袁世凯亲妈刘氏那里也拉回一把“赞助费”。
第二年刚一开春，袁世凯就踏着春色的大地，淋浴着和煦的阳光，一路唱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红……”兴冲冲地到北京“跑路”去也！
来到北京，很不凑巧的是保龄叔奉命到热河视察海防去了。还好有庶婶母高夫人热情款留，袁世凯暂先住了下来。
在住等保龄叔这些天里，天又下起了雨。袁世凯闲暇无事，便坐在书房里看起书来，窗外的雨依然下个不停，檐下雨水“嘀哒嘀哒”的落地声，击打着他那愁闷的心，使他格外烦躁不已！
到了第四天，天刚放晴，袁世凯向高夫人请了个安，想去“海王村”琉璃厂遛遛弯儿。
琉璃厂位于现在北京和平门外，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于清代，当时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大多集中这一带，因此在这出售书籍，古玩字画和笔墨纸砚的店铺较多，就象现在的文化市场。
清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都在附近，自然袁保恒的府宅也在此地。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于此逛书市。著名的荣宝斋（前身叫松竹斋），槐荫山房、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都在这里。曾经的“两房”文学社袁世凯社长，闲闷时来这里走动走动，那是最为骚雅不过。文化人嘛。
正行走间忽听有人叫唤他名字，袁世凯扭转身子看时，那人已来到他身旁，是个三十来岁青年男子。
“你不认识我啦”！那人热情地说。袁世凯望着那人呆了下神，摇摇头……
那人依然热情地说：“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在南京盐道署我们碰过好几面，还说话呢？
袁世凯搜寻了下记忆：盐道署员，幕友，还有他那帮狐朋狗友搜了个遍，咋就搜不出这个人呢！一时竟觉茫然。好在对方并不介意，依旧热情无比。那人告诉袁世凯说他姓倪号幼岑，在南京时经常去他嗣父署上办事，今日京城会面，说啥也要为袁世凯洗尘。袁世凯这人本就好朋好友，心说：想不起来算了，只当新交了个朋友。席间袁世凯先问这位倪幼岑（天知道这人叫啥鬼名字）干什么的，倪说自己在吏部衙门办事。袁世凯一听对方是在史部当差，就想向他打听下京师情况，这次整些银子跑到京城为的就是求个出路，保龄叔出差公干，一时半会怕是不一定回得京城，袁世凯心情很是急迫。既然这位倪哥是在史部做事，史部乃执掌铨衡之衙，对报捐这事儿一定门清。袁世凯向对方还没表达意思，倪某人就口悬惹河，滔滔不绝地一通详说。果然门清得紧。于是袁世凯便和盘托出这次赴京之意，问倪哥眼下捐个什么样职衔最快当。倪某说：足下既有令叔在京供职，就先弄个实缺的小京官干着，等机会来了，再让令叔挪腾下外放，这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袁世凯一听，着啊，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这事谁来操作呢？保龄叔不在，京城里又没其它熟友？
倪某人见袁世凯面呈犯难之色，忙说，兄弟如想报捐，信得过倪哥的话，哥帮你。家母舅现在执掌着铨衡这把活里，我找他保准一说俩行。不过呢，按今年安徽赈例报捐，可作六成兑银。只是皖灾捐例已于前月停止，今欲报捐得在时间上做些手脚，得打点经办人。袁世凯问倪哥打点费所需银两多少。倪某人告知他怎么着也得三百两银。袁世凯点头应承并问明倪哥寓址，约定翌日下午先把手续费送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袁世凯顾了车前往“羊肉胡同”，很快找到“倪公馆”。
倪哥很热情，牵着袁世凯就往里走，入室就坐后，倪某人对他说，家母舅同意帮忙这事，援皖赈例给你报个二部营缮司主政干，所需银子共一千五百两。袁世凯说我只带来三百两打点费。倪某人坚持说最好连捐银一齐清。袁世凯说，这样办吧，我再付给三百两，剩下的银两待收到捐照一并付乞。倪某人勉强答应。于是袁世凯又回去取了三百两银子回来交付给倪哥。倪某人收了银子，对袁世凯说，你等着吧，也就这三，五天的事便可拿到捐照。
事情办得很顺手，袁世凯心里美滋美味。是啊，朝别人兜里塞银子，能不顺手吗！
袁世凯以为这件事自己办得还足够细心，不会出什么差错。既然没差错，那就耐心地等吧。
可是一连等好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袁世凯心里开始有犯嘀咕了。他劝慰着自己又等了两天，结果还是不见动静。袁世凯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不会吧？
终于等到过“三，五天”这个约定的时间，他忙顾车来到“羊肉胡同”，走近“倪公馆”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倪公馆”的门牌没影儿了？袁世凯情知不妙，忙向房东打听，人家说这人大前个就搬走了。袁世凯说那人去吏部办事了！房东吃吃笑了，我还是皇上他亲戚呢，你也信！什么史部，就一古董贩子。
袁世凯听了，不禁惊呼，“上当了耶！”
文化人袁社长逛了一趟“琉璃厂”，花六百两银子只买回了个当，不由顿感羞愧难当，心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这事儿过去没几天，保龄叔从热河公干回来，袁世凯没好意思给保龄叔说他办的那件糗事。叔侄二人简叙过后，袁保龄问他曾否见过“徐菊人”，他现今人在京城，袁世凯说没见过，先前也不知道他在京城啊。保龄叔告诉他“徐菊人”现在在翰林院。
袁世凯得悉“菊人兄”在京城当了官，甭提心里多高兴。他连顾车直奔翰林院拜见“菊人兄”徐世昌。
一对换贴兄弟他乡相见，自然少不了一番亲切。袁世凯就把自己干的那件糗事讲给菊人兄听，菊人兄听完苦笑了下，略显责备地说，这等人混在京城专以“念秧”为职业，尤其琉璃厂这个地方最多。可是慰庭啊，京中既有令叔又有大哥在这儿，捐个功名用得着这等心急！好在你多了个心思，六百两损失也算是不幸之幸。这事儿就别给令叔知道了。小弟求捐之事就由大哥操持。
大哥就是大哥，徐菊人很快就帮袁世凯在户部盐运司捐了个运同衔。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官虽来了可是个虚衔，须待候缺。徐大哥办事很给力，又托同年挚友张佩纶转荐，看能否在直隶总督衙门给他这位小弟弄个工作先干着。当时的直隶总督正是朝中重臣李鸿章，张佩纶是李鸿章的未来娇客，通俗点说李鸿章是他未来老丈人。张佩纶少年读书时，就显得格外天资聪明，反应敏捷，千字文章一挥而就。同治九年中举，十年中进士，十三年授翰林院编修。1879年——1881年因丁母忧入李鸿章幕府。
可是不知为什么，但凡文化人似乎总是脾气爆长。
据说，张佩纶这个人不光是有脾气，还很有个性。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间，共上奏折，奏片1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三分之一。户部尚书王文韶就是被他生生给参掉的。搞得满朝臣工，个个震悚！由此成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还有在一次对外交涉中，英国公使巴夏礼态度十分蛮横，步步向张佩纶施压；张佩纶也毫不失弱，拒绝让步。气得巴夏礼竟不顾外交礼仪，拍桌子咆哮。张佩纶当既还以颜色，啪地一拍桌子：你已经引起两国间的一次战争，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李鸿章是个惜才如金之人，他把唯一爱女菊耦，许婚张佩纶。只是目前尚未“大礼”。
徐大哥领着袁世凯去天津拜见张佩纶，张佩纶刚瞅上一眼袁世凯就喜欢上了，行啊，小伙儿挺帅呆吗！你先候着，过两天我给你个准信儿。
不一日徐大哥兴冲冲地过来，他将张佩纶所写的一封亲笔信交到袁世凯手里，叫他明日就去天津参谒李督，告诉他张佩纶正好去了天津，住的地方也安排好了。
第二天，袁世凯依时来到天津，满怀兴致地去到督府拜谒李爵爷，哪料见面后李鸿章接过信随手往桌口那么一放，只是拿两眼瞟了瞟他，便自顾饮茶，中间只是简单问了他几句话，就叫人送客了。当时所处那个场面，那份尴尬，袁世凯是浑身从上而下凉了个透彻。
乘兴而往，扫兴而归，搞得袁世凯投津门河寻死的心都有了。他徒步回到旅馆住处，内心痛苦不堪，便借助杯中物以浇心愁。袁世凯一壶酒还没干完，忽然张佩纶来了，二人略作寒喧，张佩纶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袁世凯哭笑了下，就把参谒李督所遭遇冷淡的情形说了说。岂料张佩纶听完竟笑了起来，说小老弟你误会了，家岳接见来客，如是看重之人，从不多说废话敷衍。你不信瞧着吧，三天内必有委扎遣送。袁世凯听了有点不大相信，脸上现出一片茫然。张佩纶继而又说，最近北洋事务特别繁多，很需要些人手，主要为文案人员。
到了第二天，果然如张佩纶所说，任命下来了；机要科二等文牍员。袁世凯逐成了督府幕宾。过了不两个月，袁世凯又被升位一等文牍员。
这样,问题很快就出来了。有人不服气啊！
试想一下，直隶总督府是个什么地方！可谓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很多幕僚都是翰林、进士出身，从来就没有听说一个破生员能当幕宾？且一下子还被提拔为一等文牍员，这也太离谱了，气得几位年长幕宾，下巴上的胡子翘起老高。其中有二人还是翰林出身，混了几年至今仍是个二等货色，想想就来气，不由妒火中生！想整袁世凯的事儿。不过这二人也不是笨蛋，想整事儿可不敢明着来，他们晓得袁幕宾肯定是有背景的人，不然也不会坐火箭似的直溜地往上窜！所以得想个妥贴的点子来。其实这二人也没花费多少心思，坏点子就想出来了。这些人都是人才呀。他们给袁幕宾整出了个“花边新闻”，说有几次他俩看见袁幕宾工作完下了班不回宿舍，直接去了“按摩中心”找小姐按摩。这话一经口头传播，幕府机要科的人很快全听说了。谎言说多了，假的也成真，何况又是这种桃色“花边新闻”，人们很感兴趣的。这么一来二去，不知不觉中就传到张佩纶耳朵眼里去了。
初几次张佩纶并不相信，说你们别瞎扯！开玩笑，人家袁幕宾人长得那么帅呆，会干那种事儿，谁信哪。
这二人见事情做得不够奏效，于是二人又合谋了下，心一横，干脆给这个“花边新闻”安上鼻子带眼睛，又说袁幕宾不光是去啦，去的还是“候家后”，那地方好好高级耶！搞的还是个刚入“班子”的嫩雏儿。这么一来,再传到张公子佩纶那，张佩纶脸上开始有些挂不住了。他叫来袁世凯旁侧敲击了下。袁世凯大呼冤枉！张佩纶见他这样，也就不再说什么。
怎么说袁世凯也是社会上混出来，瞧这“风景”京城比不得陈州那块地儿，不好混呢！摊上这等“无名状”，纵然有“苏张”之辩怕是也说不清楚。
袁世凯非常怀念保恒叔父！叔父曾无数谆谆教导；要觅得一榜出身，始可投入政界，若以一领青衫入仕途，必为人所轻蔑。事实证明，我叔英明啊！转脸他又骂起了瞿鸿机，若非你这头混蛋“骡子”玩艺儿，我袁世凯至于今天吗！
袁世凯这是在咬着呀狠着劲地骂人。瞿鸿机是湖南人，社会上大多称脾气长的湖南人为“犟骡”，大约是倔劲的意思。但在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一带，骂“骡子”是一种既毒且刁的骂法,河南人基本上都懂这个。骡子是驴和马或马和驴两厢日鬼出来的杂种。如果是公马和母驴合伙日弄下的就叫马骡；换言之，要是公驴和母马合伙日弄的既为驴骡是也。这种杂交品种最大特点耐病耐力身体素质好，“铁打的骡子纸糊的马”就是这个意思。可这种杂交货有一个最大不好，就是生来就没有生育能力。袁世凯这是在骂瞿鸿机断子绝孙呢！
该怀念的怀念了，要骂的也骂过了。袁世凯心想，算啦，督府已非恋栈之地，好在和张公子佩纶言语尚未发生龌龊，趁彼此间情义还在的时候，及早走人。这样还可以给自己留下日后相见的空间。
袁世凯当即写了请假条，谎称家慈重病，着急回老家,一矣家慈痊愈，即回职位。写好折就去到张佩纶办公室,张公子佩纶是何聪明之人，一脸惶恐讶然曰：兄殆恼我昨日之冒犯，愤而出此耶？实则良友忠告，乃金玉之言。兄为菊人挚友，弟与菊人莫逆之交。弟既受菊人之托，见兄误入岐途，理当匡掖，扶人正轨，始可告无罪于老友。
张佩纶这番说得既肯切又入情理，令人感佩！
对于张佩纶这番诚肯之言，袁世凯心中甚为感叹。但他不想因已之不光累及初友，去意已决。依然对张公子佩纶谎称曰：家慈重病适逢其巧，莫怪我兄见疑。既承雅提拔，得为爵帅门下客，荣幸之极，岂肯舍他而去？此行半月为期，拜托代向爵帅前禀明原委为幸。
说罢，匆匆揖礼告辞。
其实这件事按照现在去想象，张佩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提醒几句也不算啥。根据后来一些事情判断，当时张佩纶的确是很喜欢欣赏袁世凯，当然袁世凯也很尊敬这位张公子，也许这就叫猩猩相惜。否则，张佩纶也不会惶着恐，吃着惊地说这么一大套子话。这张公子是何等样人，若换作它人去找“小姐”，勿论假真，怕是早早地就给开了。
也许是袁世凯过于自清，把这事想复杂了。结果是友人惶然，自己被动，工作也给自己弄丢了。虽然袁世凯与张佩纶两人相处时日短暂，又出了那件令人尴尬的浪当事，可这并没有丝毫妨碍和他们之间情义与继续交往。
张佩纶在他所著《涧于集》中有这样一句描素：从认识那天起，袁世凯就对张佩纶视为叔父：“执礼甚恭”。当时两人相识袁世凯才二十来岁，而张佩纶已三十多岁了，视为父叔，“执礼甚恭”并无牵强。及至后来袁世凯坐镇朝鲜，每遇大事袁世凯也总会致书张佩纶及时汇报请教。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张佩纶和袁世凯两人来说，一个是才华横溢，嫉恶如仇，震悚朝堂的清流党人，一个是那些“正派人”常说的“不学纨绔，玩弄奸诈，出朋卖友”的“大恶人”，这样的两位理当“冰火不容”的人，为什么他们却完美“类聚”在了一起？这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不管怎么着，这次袁世凯是撂挑子不干了。
从天津回至京城，袁世凯前去拜见大哥徐菊人，事情得有个交待。哪知大哥听说是这事儿！很不以为然，埋怨他说，出了事你先跟我说呀。你这是招人诬陷，我去见张公子把事情说个明白。
袁世凯忙说，菊人兄，事情到此为止吧。容我再想想，也许还有出路。另外，这事儿千万别告诉叔父知道，叔父前天又去热河公干。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那咋办呢！大哥徐菊人搓着两手来回踱步。袁世凯也一时沉闷无语，呆呆发楞。
突然大哥徐菊人转过身来说：有了！袁世凯睁大眼睛问：菊人兄有何高见？
大哥徐菊人说：说不上高见。你看这样好不好慰庭，眼下令叔父去旅顺杳无归期，不如趁这当口你去趟南京走动一下，那里有令叔祖，令嗣父的老友部下。南京远离京城远，事情也许好办些。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在不行，你再回来北京，到那时令叔父已经公干事毕。
“看来也好如此了”。袁世凯喟然长叹，“不过去到南京之前，小弟很想先回趟老家，我想母亲她老人家了！”（未完待续）